充斥着码头地区的粗粝活力。

但或许是由于天气不好，随着小雨降临，这些活力都被一阵疾风吹走了。

亚瑟连伞都懒得撑，只是将帽檐拉低了一点，任由风将大衣掀起一角。

他记得这条街的入口处原来有个修鞋的摊子，边上常常停着一个卖蒸肉饼的小车。

车主是个一脸红疹的老汉，那是中央大街小摊贩里唯一愿意和他打招呼的人，每次见面都喜欢摘下帽子问候一句：“今天的工作还算太平吧，警官先生？”

如今那摊子早已不见，只剩下角落里几只瘦得像鬼影一样的野猫，在腐败的鱼骨堆里刨食。

亚瑟踱过铺着碎石的巷子，向着特拉法加餐馆的方向走去，途中他瞥见了圣阿尔菲奇教堂边上的济贫院。

那扇大门没变，依然斑驳厚重，只是如今铁锁上新挂了一道铜牌，上头刻着——格林威治联合工作院，1834年新济贫法登记单位。

字体冷硬，冷的像铁。

对于伦敦的贫民阶层来说，这几年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，甚至较之以往更糟。

不列颠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贫穷定义为犯罪的国家了，根据1824年《流浪法》规定，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乞讨和露宿都属于违法行为。

而1832年议会改革的通过虽然引发了中产阶级的集体欢腾，但是当市民阶层走上台前以后，杰里米·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小市民阶层的结合却诞生了一个怪胎——《1834年新济贫法》。

更让亚瑟难以接受的是，他甚至还认识那位在新济贫法委员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：布鲁厄姆勋爵的私人秘书埃德温·查德威克。

亚瑟与查德威克曾经在霍乱期间有过一段紧密合作，但事实证明，即便同为杰里米·边沁的追随者，但是在不同议题上，他们依然会有不同看法。

新济贫法对国家补贴行为持有强烈敌对态度，他们提交了一份13卷长达数百万字的报告，竭尽全力证明应当在社会救济方面实行最不适宜原则，即：济贫院内的生活条件必须比最穷的自由劳动者更差，如此一来才能防止人们故意寻求救济，杜绝懒惰行为。

之前迪斯雷利去哥廷根游玩的时候就曾经向亚瑟痛骂过《新济贫法》，但是就现在看来，实际情况或许要比迪斯雷利猜想的还要糟糕。

在亚瑟还在苏格兰场当警察的时候，东区的贫民和流浪汉每周大约能收到3便士的救济，而在新济贫法通过后，这笔钱很快便降低到了1便士，而且这笔钱是针对那些有一定收入的穷人发放的。

如果你想要完全依赖教区的救助，抱歉，那你现在就必须去济贫院。

可是济贫院的日子也就未必好过到哪里去，新成立的中央济贫委员会对济贫院院长的主要要求就是控制预算、减少财政支出，而要想达成这一点，削减员工数量、降低人员素质、减少生活物资供应绝对是最容易的办法了。

当然，如果把伦敦贫民的处境全都怪在济贫委员会的身上或许有些不公平。

至少在亚瑟看来，贫民数量的增长、贫民窟的不断蔓延，主要是受到了迅速增长的伦敦人口驱动的。

亚瑟刚到伦敦的时候是1826年，当他还在约克乡下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村子里的许多人正不断向城市涌去。

这倒不是因为约克老乡们不喜欢留在家乡，而是由于许多农业工种正在被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工厂作业取代，乡下雇农的工价几乎每一年都在降低。

而当亚瑟来到伦敦之后，情况则完全反了过来，每一年你都能在伦敦见到新面孔，虽然许多人在这里过得很苦，但是离开的总是少数。

毕竟待在乡下可没办法在排水沟里捡到被挤过汁的柠檬皮，更不可能把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