蛮夷为镇守使，还赋予他们自行组建军队和按照大秦官制统治蛮夷的权力。这种制度的实施，使得大秦能够有效地控制边疆地区，同时也让藩邦蛮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。
在大秦的统治下，藩邦蛮夷被允许按照大秦的官制进行管理。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设立各级官员，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行政体系。这样一来，蛮夷地区的治理更加有序，也有利于大秦与藩邦蛮夷之间的交流与合作。
此外，大秦还规定只与自己册封的蛮夷进行贸易，并允许他们交易火器。这一举措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，又增强了藩邦蛮夷的军事实力。在战时，藩邦蛮夷需要出兵协助大秦作战，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。而在平时，他们则负责维持辖区内的秩序，保障当地人民的生活安宁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镇守使这一管理制度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存在。然而，由于东汉国力衰退、交通不便等原因，镇守使的权力逐渐被边远部落的贵族所取代。随着中央皇权的旁落，这些边远部落的贵族渗透，这些贵族开始架空镇守使，导致中南半岛地区时而臣服，时而叛乱。
相比之下，大秦与其他王朝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官员阶层整体稳定，人身安全有更大的保障，官员之间经常前往远方边境进行交流和视察。由于往返都乘坐氢气飞艇，这些官员们的见识远超历朝历代。他们不仅能够深入了解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，还能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。
这种积极的管理方式，使得大秦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更加稳固，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体验，离石对工业化带来的种种便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。在秦皇册封镇守使之前，新儒家认为有必要先对蛮夷之地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洗。
总理下令将部落中的贵族们全部抓起来，然后让他们去挖坑，最后将他们活埋掉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旧有的部落贵族势力，为新的部落贵族的崛起创造条件。
在完成大清洗后，新儒家开始扶植那些愿意臣服于汉化的野人，将他们重新培养成新的部落贵族。同时，奏请秦皇还册封了一些已经汉化的野人为镇守使，让他们负责管理化外之地。
为了确保这些野人镇守使能够忠诚地履行职责，秦皇还派遣了一些镇守副使去监督他们。这样一来，即使野人镇守使有什么不轨之心，也很难得逞。
藩王制在华厦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，但大秦帝国却实行了纯粹的郡县制，废除了藩王分封制度。新儒家原本担心秦皇不会同意分封野人镇守使，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秦皇对于野人镇守使的分封丝毫不在意。
秦皇之所以如此放心，是因为他深知大秦帝国的实力。只要野人镇守使敢划地称王，大秦帝国完全有能力派出快速反应部队，对他们进行斩首战争。
这种斩首战争既不需要扩大成全面战争，又可以除掉那些有异心的人野首领，从而减少秦军兵力的消耗。
这便是新儒家应对人口数量不足的应对措施，因为热武器的出现，改变了战争的战斗方式，海军与空军的出现，又使远程投放兵力成为了可能，最早提出作战方式变革的居然是新儒家，这让离石非常震惊，新儒家一开始执政，就展现出高超的宏观布局能力，这让离石很开心。
新儒家所展现出的黏合力，对于大秦帝国的新体制来说，无疑是一种完美的契合剂。这种黏合力能够将各个学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股强大而不可阻挡的合力。
新儒家以礼仪、仁、智、信为核心，致力于重塑汉民族的支柱精神。这一做法不仅具有深远的意义，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着的成效。通过弘扬这些传统价值观，新儒家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凝聚力。
然而，离石作为一个生于红旗下、长在新中国的人，他的思想观念深受马列主义